【香港醫療】被監禁在戰俘營的醫務總監 — 司徒永覺
司徒永覺(Sir Percy Selwyn Selwyn-Clarke)在醫學院畢業後,曾經加入了歐洲最古老的醫院 — 皇家聖巴多羅買醫院工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他在法國的前線成為醫官,更獲得軍功十字勳章(Military Cross)。後來他加入了殖民地部,在英屬黃金海岸(現時西非的加納)任醫官,直至1938年成為了香港的醫務總監。
先解釋一下1938年的香港面對的是甚麼環境。自1937年中日全面戰爭後,大批難民「殺到嚟」,香港九龍新界無得避。他們四處流浪,香港政府光是要照顧他們的三餐一宿及維持治安已很頭痛。香港自身的情況亦不見得有多好,衛生情況惡劣加上鄰近地區爆發霍亂,香港難以倖免。同時,香港人的營養不足,導致腳氣病(一種缺乏維他命B1引起的疾病)患者人數一直高企,這些都是司徒永覺要解決的問題。
早在司徒永覺到任之前,政府已興建難民營。可是難民的人數與日俱增,單是1938年10月便已經有1,600人來到(但計落還是比毎日150個單程證少)。難民營不能接收全數難民,牛棚、騎樓底都是他們的居所,生活環境十分惡劣。一些慈善組織,如東華三院、中國戰時兒童保護會等等,均希望港府可以加強對難民的照顧,而司徒永覺便經常為他們發聲。
司徒永覺認為保護難民是政府的道義責任,因此他不時到難民營巡視,嘗試了解難民的情況及向政府提出建議。他「成功爭取」在馬頭圍興建照料兒童的難民營,在亞皆老街、錦田、北角的難民營增加膳食(規定青菜、鹹魚、白飯及肉的供應)、衣服及起居的竹棚,並且招募了華人作照顧員。
霍亂、天花一直是香港戰前的流行傳染病。1940年1至10月,香港發生霍亂共 763 宗 ,死亡 499 宗。對付霍亂最好的方法是打防預針和加強個人及社區的衛生。司徒永覺下令所有前往當時爆發霍亂的澳門的旅客需要先前往防疫注射處打針,並且領取「防疫證明書」。「有無搞錯啊﹗咁麻煩嫁﹗」這就是當時香港人的反應,不意外。
司徒永覺同時增加香港的防疫注射處、增加香港公廁的數目、提倡停用糞便肥料,希望可以改善衛生環境,亦在疫區中上環加派清潔工。雖然醫務總監馬不停蹄地對市民宣傳防治傳染病的重要性 (主要是演講、播音及製作壁畫……三十年代,算是新穎啦﹗),但是霍亂一直困擾香港至六、七十年代。
三十年代末的香港雖說資源不是十分貧瘠,但是腳氣病和肺癆卻威脅香港貧民的生命。日日只能吃$25麥當勞餐做lunch的朋友應該會明白,營養不良的源頭是貧窮。司徒永覺便多次呼籲顧主改善員工的薪金及伙食。不過少年,叫香港老闆「無啦啦」加人工?太天真了。
當然除了香港老闆之外,戰前的緊張氣氛都一直影響糧食價格,令貧民苦上加苦。司徒永覺試過建議市民改食糙米,亦意圖增加香港本地蔬菜的供應。他在1941年白米短缺時組織了「公平糶米會」,建立平民飯堂派飯。不過糧食入口不足,香港人口又越來越多,司徒永覺始終未能解決市民的營養不良問題。
1941年的聖誕節,香港淪陷。日軍將大部分的英籍或擁有同盟國國籍的居民押入戰俘營。日軍為了維持香港的衛生工作,司徒永覺和數名醫務人員是少數獲豁免的英國人。
在淪陷初期,司徒永覺與日本人積極溝通,希望日本人能加強處理香港的衛生問題。為了更方便與日本人交涉,他向英國駐澳門領使館(澳門並沒有淪陷)要求英國政府給予爵位。在戰俘營的英國人看見司徒永覺獲得「特權」,均認為他已經投日,更為他要求爵位的行為改「花名」:「佩西爵爺」。
其實司徒永覺與匯豐銀行大班祁禮賓一直暗地裡透過出外就醫的戰俘,把得來不易的金錢和軍票偷運入戰俘營,好讓他們能買點食物維持生活。
可是在1943年,日軍撞破了他們的渠道,把他們一行幾人捉入戰俘營嚴刑拷問。一輪毒打及監禁之後,祁禮賓和幾名匯豐銀行的人員先後離世。幸好司徒永覺捱得過三年零八個月,重光之後協助處理香港的衛生醫療問題。1947年調任塞舌爾島成為總督。
除司徒永覺之外,他的夫人Hilda都十分關心華人。一般殖民地官員的夫人都只是出席一下舞會,得閒high一下tea,Hilda卻十分關心本地婦女的健康,鼓勵有計劃地生育。同時她又加入了中國紅十字會國外後援會及保衛中國同盟,不時在中國探望國軍的傷兵之外,又在香港為他們籌款。Hilda的貢獻,絕不比司徒永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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