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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一百年前 香港學生也發起過「雨傘運動」？

1919年一次大戰結束後的巴黎和會中，列強將德國(戰敗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當時中國政府未能阻止，國民極度不滿，一班北京學生在5月4日發起示威，及後全國各階層發起示威、罷課、罷工等行動，以求「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儘管爆發超過100年，五四運動時香港的情形卻與近期的社會現象有所類近。

廣東省政協陳謙在1979年出版了香港在「五四運動」發生時的回憶錄，並將香港的情形描述成中國各大城市一樣：市民不斷大規模抗議及反日貨；學生擁抱新文化運動，改穿西式服裝；日本更因香港局勢惡化，派遣「長門」、「陸奧」、「扶桑」三艘新式巨型戰艦，停泊鯉魚門外，炮口直指香港！

這些「歷史」後來遭廣泛引用，甚至寫入香港中學教科書。 不過Fake News泛濫又豈在朝朝暮暮呢？現在Fact Check渠道眾多，多史在此聲明，正如陳謙自己所寫：「事隔六十年…記憶力衰退…泰半遺忘」，其實五四運動整體上無改變香港社會，市面只有零星抗議活動，反日或反日貨也不壯烈，而學生早在七年前的辛亥革命後改穿西式服裝。

最重要是日艦在1919年根本沒有威脅本港！當時英日兩國是盟國，反而日艦經常訪問香港，而且三艘戰艦中，「長門」、「陸奧」在1919年時仍未下水。三艦同時出現在香港，是在1928年4月正式訪問，當時是受到歡迎的。

反日情緒升溫 學生發起「雨傘運動」

本港主流報章例如《華字日報》在山東問題一開始，就不斷在社論指責北洋政府及賣國賊，以及報道5月4日後席捲全中國的抗議活動。親中左翼份子陳君葆憶述當年在香港大學讀書時，同學要求開大會，並以「香港大學」名義向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發電報，但代理校長佐敦醫生（Dr. Gregory Jordan）勸阻，更指「大學生不應參與政治」。最終開大會一事作罷，學生改以「香港中國學生」發電報予中國北洋政府。

五月底時，香港開始出現來歷不明的反日文宣，連警察局附近都有張貼。為打擊此「非法行為」，警員要加強巡查及撕走單張。很多香港市民陸續在日常生活中抗爭，例如收起日貨不用、杯葛日店、不坐日本輪船等。

港府大為緊張，嚴格管制報章不得刊登反日言論或煽動性文章，但報道鄰近地區的示威新聞則較寬容。當局致力壓抑反日情緒，看來誰統治香港，也擔心言論和表達自由會危及其管治。

另一方面，中學生發起了「雨傘運動」。6月3日早上，九名陶英伍榮樞英文學塾的學生和平地手持油紙傘「一齊去飲茶」！油紙傘傘面寫了「國貨」兩字，內裏寫上「愛國土貨」，兩條傘骨之間刻有中華民國國旗，吸引大批人跟隨這些「人肉連儂牆」。可是人群之中早有警察，這批八到十七歲的學生在隊伍到了皇后大道後就被捕了，他們後來獲准以廿五元保釋外出。該校校長亦被控組織示威，可見一世紀前當權者已經透過司法程序向教育界施壓。翌日當局以「阻礙交通」的罪名控告另外兩位持傘遊行的學生。

很多青年和學校聞訊後紛紛買中國製雨傘以示支持。案件的聆訊正如今日一樣矚目，道路水涉不通，吸引大批人旁聽，裁判署更要關閘。一眾「義士」被押走時，群眾更鼓譟起來。

控方在庭上更突然以傘面寫了「國貨」兩字，加控學生「非法展示告示」，甚至脅迫法庭不能警戒了事，否則香港將像北京一樣受學生操控，顯示港府欲藉此案殺雞儆猴。

不過，當時司法機構面對的社會狀況與現今不同，裁判官最終裁定未經許可遊行屬違法，但加控的罪名則不成立，並只是判罰最年長的學生十元（等於渡海小輪三人的月票價錢），其餘八人接受警誡後獲釋。判刑後，很多市民反對政府的檢控，亦有日本報章散播Fake News，包括污衊學生是由排日運動團組織，以及油紙傘傘面寫的是「罷買日貨」。

另外，香港中學生在運動期間辦過「策群義學」宣揚愛國思想，例如教唱中華民國國歌，但在當權者的監視和干預下很快趨於平靜。

6月時市面亦有些和理非的抗爭，例如聖保羅書院前的樹林在天光後被發現有日本草帽八頂，以及「振興土貨」的白旗，亦有人將日本出產的乾貨海味掛在上環永樂街的電線上。華民政務司發佈告示，禁止港人以任何語言文字試圖鼓吹任何抵制行為，但街頭上反日文宣以及毆打日本僑民的行為屢禁不絕。

毆打日本人

7月5日甚至發生日本水手被群毆事件，當晚有近300名華人於紅磡寶其利街擲石頭及揮棍私了兩名日本水手，幸好兩名印裔警察並不需要39分鐘就趕到救援。不過港府在檢控這些反日人士時，往往以較普通、沒有政治色彩的控罪起訴，相信是為免推波助瀾。

親中經濟圈

同時，香港管治階層意識到反日風潮若然演變成排外運動，香港的政治中立及商貿利益會受損，所以對五四運動大加韃靼。《南華早報》指責「雨傘運動」危及香港的商貿利益，質疑背後有團體煽動，並十分滿意警方止暴制亂；社會名流又勸喻學生「專注學業」，例如立法局首席華人非官守議員劉鑄伯曾發表演講，警告學生要安守本分，不得干預社會及國家事務，以免墮進「意圖不軌操控他們的陰謀」。這些行動與論調到今日看來仍十分熟悉。

很多人現在消費時會考慮商家或品牌的政治立場和來源地，五四運動時也有很多港人反日貨，轉買中國貨。港府也密切關注反日貨活動， 但並沒有像現時建制中人抨擊黃色經濟圈般高調，而是很早低調地與華商總會保持聯絡。該會非常合作，沒有主動反日貨，但亦不干預不買賣日貨的行為。《華字日報》在5月中已鼓勵香港市民抵制日貨，到了5月21日《士蔑西報》表示當時已有華商暗中停購日貨。用中國貨方面，《華字日報》到6月中報道使用國貨已成風氣，中國產的香煙開始風行，各種國貨銷情理想，商舖開始用國貨作招來。

但總體來說香港抵制日貨成效不大，海味與紡織原料的需求確有下降，但玻璃及火柴等必需品仍然依賴日貨（火柴96%來自日本），需求更不跌反升。

百年後的今日

香港社會在1919年底逐漸平靜下來，而放眼世界，五四運動雖然事隔一世紀，當時提倡的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對我們來說仍然至關重要。不過，現時兩者在全球多處遇上了二次大戰後最嚴重的挑戰，但他們值得正身處在世界任何角落的香港人去追求和秉持，只要你我努力，他們終將屹立在我們的生活中，永恆不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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