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潮】數個戰前香港人口外流潮
統計處公佈2022年年末香港人口為733萬人，顯示香港人口自2019年底的顛峰（752萬人）持續下跌了三年，是香港自二次大戰後人口下降時間最長、數字最多（187300人）、幅度最大（2.5％）的一段時間。至於為何港人大批「遷移」，可以有多種解釋，而事實上香港也曾多次出現因為突發事件，大量居民在短時間內離港，就讓我們來看看二戰前七次香港居民突然大量遷出的故事。
1844年10-11月
原因：反對人口登記法
撤離人數：3千人
佔人口比例：12.5%
當年港督戴維斯（Sir John Francis Davis）眼見治安惡劣，打算通過《人口登記法例》，透過人口登記防止不法份子留港。但是，法例同時規定所有人每年要按華洋之別繳交不同的登記費，洋人收五元，華人收一元。8月21日，戴維斯在定例局（立法會前身）火速通過《人口登記法例》，事前完全無聽華洋居民意見，法例更在10月19日刊憲生效。
生效後，很多英籍居民都憤怒了。而法例中譯本發生誤譯，指華人每「月」要交一元，令事件火上加油，很多華人極不滿，他們覺得無法負擔登記費，於是罷工抗議。10月下旬，街頭出現《華民公啟》揭帖，號召華人要踴躍罷工、罷市。當時的怡和集團也通過買辦鼓勵居民罷工、罷市。
10月30日，政商界員工罷工，華商亦罷市，船舶停航，連僕役和女傭都罷工。下午4時，一些英籍居民帶同107名英籍居民的聯署請願書準備呈遞港督，豈料議政局（行政會議前身）秘書覺得該信太暴力，會衝擊港督的尊嚴，要求他們收回！翌日，罷工已經蔓延到港口落貨工人、艇戶、建築工人和工匠。最後，有3000多位華人離港，令香港停擺。
戴維斯在呈交殖民地部的報告中，將事件描述成一小撮別有用心的英籍居民煽動華人罷工，10月31日更有暴動，幸好港府嚴正執法，成功止暴制亂，反英亂港行為受到控制；他更批評一間洋行的買辦，指他們唆使華人與政府作對，對此予以強烈譴責。最後，戴維斯激到一眾買辦表示寧願離港返回澳門。
最後當局被迫於11月2日暫緩執行法例，並在13日修例棄徵「人頭稅」。戴維斯任內以瘋狂抽稅聞名，名聲不佳，最後在1848年3月18日辭任總督。
1858年7月
原因：第二次鴉片戰爭
撤離人數：2萬人
佔人口比例：24％
英國與法國的聯軍在1857年向中國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英屬香港夾在大國的中間，兩廣總督葉名琛曾下令在港華人不要幫助英國人，街頭巷尾又出現揭帖，呼籲忠心華人抵制英夷。
早在1857年初已有約5千名華人聽從葉名琛而離港。到了1858年7月，香港附近的清朝縣官威脅香港華人若不離港，他們在中國的親人會被當作漢奸治罪，又禁止向香港輸送食物，最終兩萬多名工匠、建築工人、勞工和裁縫離港。
港督寶靈（Sir John Bowring）於7月30日以中英文發佈公告，譴責新安縣及香山縣兩地出現大量公告，脅迫香港華裔居民撤出及禁止食物輸港。他指責其為英國仇敵，必定嚴正追究。雖然很多離港的人沒有回流，但當時很多華人選擇留港，可見他們與香港聯繫深厚；而1860年徹底戰敗的清朝割讓九龍半島予英國，香港人口隨之大幅上升。
1894年5月
原因：鼠疫大爆發
撤離人數：8萬人
佔人口比例：33.5％
華南當時早已爆發致命率很高的鼠疫，1894年2月蔓延至廣州，5月香港變疫埠。當時華人普遍衛生意識不高，亦抗拒隔離及西醫治療；而死者要快速下葬及撒石灰粉的政策，違背華人傳統的殉葬觀念，令華人會私藏屍體（清潔隊更曾發現有人與屍體打麻雀），再加上特效藥和疫苗還未發明下，鼠疫在人口稠密的香港瘋狂爆發，死亡人數超過2500（約為人口的1％）。
當時港府着力減少人員來往廣東，以免疫情持續，不過華人對此十分反感，即使在廣東官員反對下，港人仍前仆後繼湧入廣東。後來，廣東轉軚，廣州類似義莊的設施也答應接收香港病人，港府才放行。該年共有8萬人離港避疫，是戰前離港人數佔人口比例最高的一次，嚴重打擊各行各業。而鼠疫其後在香港幾乎每年出現，直至1926年才絕跡。
1914年8月
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戰
撤離人數：4至6萬人
佔人口比例：8-12%
隨着英國在本港時間8月5日早上7時向德國宣戰，大戰正式爆發，市民不安達到頂峰。市面出現大量謠言，例如德國東方艦隊準備攻擊香港，首先將攻擊新界；更有傳港督繼1912年後再遭暗殺，半死不活。最荒謬的是有人說德國早早就從在中國的殖民地青島拉了條線經油麻地連接港島，隨時可按鈕引爆香港！
這些謠言導致市民搶購物資，又或湧到滙豐提款（因為該行董事局內有德國人，存款可能「凍過水」）。在超過半個月的逃亡潮中，約4至6萬人逃離香港，迫在火車或輪船上的不只平民百姓，連有頭有面、歸化了英籍的華人，也紛紛逃到廣東。廣州的住宅因而住滿人，物價上升，但隨着香港穩定下來，但廣州轉趨動盪後，就有一波回港潮了。
1925年6－7月
原因：省港大罷工
撤離人數：13至14萬人
佔人口比例：16-17%
當年5月30日英國人指揮的巡捕在上海租界開火，殺死九名中國示威者。消息席捲全國，各界呼籲在廣東甚至是香港這個英國殖民地罷工抗議。香港各行各業的罷工在六月底開始，加上廣東政府積極鼓勵華人離港及罷工，最初的兩星期已有超過5萬人離開香港，到7月底左右保守估計已有13至14萬人離港（有估計是高達25萬人）， 回廣東的輪船、火車全面爆滿。
這是香港當時歷來最多人撤出香港的一次，不足一個月，香港癱瘓。為人「硬頸」的港督司徒拔頒令進入緊急狀態，除宵禁外，還動員義勇軍，禁止糧食和資金流出，又提早放暑假和接管天星小輪，更審查華人信件、電報。留守香港的人則出錢出力，頂上罷工的崗位空缺，令香港持續運轉。
其實很多市民離港後也希望回港，但卻受阻撓，例如1926年2月初新港督金文泰報告指罷工糾察隊向邊境的印度裔守軍開火，攔截往來中國的火車，並阻止鄉民越界回港。不過在處事較圓滑的金文泰多次談判下，加上廣州政治形勢轉向，罷工在1926年末結束，香港逐漸復元。
1929年6－7月
原因：水荒
撤離人數：7萬人
佔人口比例：6.5%
水荒由1928年延續至1929年，並持續加劇，4月過後除了大潭篤水塘外所有水塘均已枯竭。政府的制水措施由5月的第4級（每日供水12小時），逐步提升至7月的第7級（每日供水4小時）。政府派船到廣東中山取水至港島的水櫃，亦派貨車從慈雲山、元朗運水到油麻地出售，更要求九廣鐵路建造20卡運水火車，由大埔運食水至九龍。政府又開始測試成本極高的人造雨，在空中噴撒高嶺土，但最終因成效甚微而終止。
因為進一步制水，愈來愈多人須到街喉和水櫃輪水，卻因為言語不通或分水不公，經常與在輪水處維持秩序的警察衝突，居民更曾於街喉處圍毆警察，亦有警察｢濫用警棍｣而被法院指責。各區在｢7級制水｣後決定組成自衛團，由街坊自行維持取水秩序。而部份未能忍受制水生活的華人，則選擇離港回鄉，在6月底水荒愈見嚴重時，每日有二、三千人坐火車返回廣州。
眼見水源已走到絕路，7月中香港終於迎來連場暴雨，7月尾自衛團亦隨着街喉恢復全日供應而解散。總結整個水荒期間，約有7萬居民選擇離開香港。
1940年6－7月
原因：二次大戰戰火迫近
撤離人數：3334
佔英籍人口比例：41%
1940年6月，英國正獨力面對納粹，香港也在日軍包圍下淪為孤島。在駐港英軍總指揮官多次請求下，倫敦終於在6月28日下達命令，授權港府強制撤走英籍婦孺，先前往菲律賓馬尼拉暫避，再轉往澳洲。港府在當晚頒佈撤離法令，翌日引用「緊急法」授權警隊執行，即時撤走「非必要」的英籍歐裔婦女和 18 歲以下兒童，數日後約 3,334 名婦孺被迫離港，佔在港英籍人口約 41％。
撤離令引起掀然大波，有華人抱怨港府不撤離他們，持英國護照的歐亞混血兒因為澳洲實行「白澳政策」，被遺留在馬尼拉，引起香港混血兒和華人領袖的大肆批評。即使受惠的也不滿撤離令粗暴濫權，有留港丈夫提出法律挑戰，又組成「撤離代表委員會」（Evacuation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與遠在澳洲的家屬合力爭取返港。
其實倫敦安排的背後假定了英籍歐裔居民退了休都會回英國，僅為「旅居」（sojourn）人士，沒有人「定居」（domicile）香港。於是被撤離人士是否「定居」香港成為焦點 ，有人去信英國首相請願，亦有人在澳洲爭取，其中Betty Clemo便代表雪尼800個香港家庭受訪，坦言喜歡雪尼，但當地始終不是家。
儘管在經歷戰爭家破人亡後，很多被撤離人士最終返英或留澳，但戰爭前後均有很多居民對香港展現強烈歸屬感。例如攜同女兒撤離至澳洲的Ethel Egan，丈夫與長子先後在戰時喪生，但她拒絕澳洲政府提議她戰後返英；在收到喪夫噩耗後，她寫了7頁信重申回港意願：我想幫助有需要的人。我了解他們的語言、習慣、氣候和人民。戰後我不再想住豪宅，我想在需要援助時伸出援手、在那裡工作、在那裡終結，長眠在丈夫和兒子身旁。
縱然重光時香港一片狼藉，但Egan在1946年還是坐上了政府派遣的Duntroon號，與其他四百多名居民一同回港。她餘生都待在香港，迎來第二春，女兒和孫兒都在港完成教育，直到1965年與世長辭。這批堅持回港的英籍居民，展現堅定的香港情懷，證明他們不是視香港為旅居地，除了膚色與華人不同，卻也是真真正正的香港人。
白居易的詩寫道：「我身本無鄉，心安是歸處」，香港人是因為甚麼原因離開香港，我們也不是他們肚裏的蟲，不便猜測，但不論大家身在何方，也希望大家早日達到李超人所提及的境界－「此心安處是吾家」。
